奶奶刚过世5天,瞎子上门讨饭,临走时:明天你们家要多一口棺材

第一章:奶奶走了

1998年的冬天,我奶奶走了。

奶奶叫赵张氏,大名叫什么没人知道,嫁到我们赵家的时候才十八岁,守寡守了四十三年。爷爷走得早,我爹才六岁,我姑才三岁,奶奶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娃,没改嫁,没叫苦,就那么硬撑着把日子过了下来。

我爹常说,他娘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“熬”。熬过了六零年,熬过了丈夫早逝,熬过了儿女成家,熬到了儿孙满堂。奶奶八十二岁那年摔了一跤,胯骨碎了,从此瘫在床上,这一瘫就是四年。四年里我娘和我婶子轮流伺候,端屎端尿、擦身喂饭,没一天落下。村里人都说我奶奶有福气,摊上了两个好儿媳妇。

可她还是在腊月十二那天走了。

那天下着小雪,奶奶躺在床上,已经三天没怎么吃东西了,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她拉着我的手,手指冰凉凉的,力气小得几乎感觉不到。

“大军啊,”她叫我,声音跟蚊子哼似的,“奶奶走了以后,你…你要好好过日子。”

“奶奶,您别说这种话,您还得看着大军娶媳妇呢。”

奶奶笑了,那笑容在她满是褶子的脸上绽开,像一朵要谢了的花。“等不及了…等不及了…”她反复念叨着这四个字,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我奶奶走的时候很安详,没什么痛苦,享年八十六岁。

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,老人过世要停灵三天。头一天报丧,第二天吊唁,第三天出殡。我爹和我叔张罗着搭灵棚、请响器班、订棺材,忙得脚不沾地。我那几天浑浑噩噩的,跪在灵前烧纸、磕头、哭,跪得膝盖肿了,哭得嗓子哑了,整个人像被人抽走了魂。

奶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,她走了,这个家好像缺了一块,空荡荡的,漏风。

出殡那天雪下得更大,送葬的队伍在雪地里走了一里多地,唢呐吹得呜呜咽咽的,听得人心里像刀割。棺材下葬的时候,我娘哭得站不住,我婶子哭得背过气去,我爹和我叔这两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,跪在坟前也哭得跟泪人似的。

那天晚上,雪停了,天放晴了。冬夜的月亮又大又冷,照在雪地上,亮得跟白天似的。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——农村办完丧事,头七之前灵棚不能拆,孝联不能撕,我坐在灵棚底下,看着奶奶的遗像发呆。

奶奶一辈子没照过几张相,这张遗像是从她身份证上翻拍的,黑白的,像素不高,但奶奶笑得很慈祥。我看着那张照片,想着她这辈子受的那些苦,想着我小时候她偷偷塞给我糖吃,想着她瘫在床上那四年受的罪,想着她走之前说的那句“等不及了”,心里头酸得跟泡在醋缸里似的。

“大军,进屋吧,别冻着了。”我娘从屋里出来,给我披了一件军大衣。

“娘,我没事。”

“你奶奶走了,可日子还得过。”我娘在我旁边坐下来,沉默了好一会儿,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更酸的话,“你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她走之前跟我说,让她看着大军娶媳妇,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
我不说话了。

我那年二十二,在我们村算是大龄青年了,跟我一般大的小伙子孩子都满地跑了。不是我不着急,是家里条件摆在这儿。我爹是个石匠,前几年在采石场伤了腰,干不了重活了,家里的收入全靠那几亩地和我在镇上砖瓦厂打零工。穷成这样,谁家姑娘愿意跟我?

“娘,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知道个屁。”娘骂了我一句,站起来进屋了。

我坐在灵棚底下,又坐了很久。

第二章:瞎子上门

奶奶过世后的第五天,我爹和我叔去了县城买年货,我娘和我婶子在家蒸馒头准备过年。腊月十七,天阴得很沉,像是又要下雪。我本来要去砖瓦厂上班的,但心里有事,请了一天假在家。

下午三点来钟,我正在院子里劈柴,听见院门被敲响了。

“来了来了。”我扔下斧头,拍了拍手上的木屑,去开门。

院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先看见了一根竹竿。

那根竹竿油光水滑的,被人摸得包了浆,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。竹竿在地上点了一下,又点了一下,然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从竹竿后面传过来:“行行好,给口吃的吧。”

是个瞎子。

他六十来岁的样子,头发花白,乱蓬蓬的,像冬天里枯了的野草。一件黑棉袄,脏得看不清颜色,上面打了七八个补丁,补丁摞补丁,针脚粗得一看就是自己缝的。他佝偻着腰,整个人缩在棉袄里,瘦得像一根柴火棍。眼窝深深地凹下去,两个眼眶是空的,眼皮黏在一起,看着让人心里头发紧。

他手里那根竹竿在前面探着路,另一只手拎着一个破蛇皮袋子,袋子鼓鼓囊囊的,不知道装了些什么。

“瞎子”这个词不太尊重人,但那时候我们那儿都这么叫,没有什么恶意,就是习惯性的叫法。后来我知道,这种人应该叫“盲人”,可在那时候的农村,谁讲究这些?

我愣了一下,不是因为来了个要饭的——那时候农村要饭的不少,隔三差五就有。我是因为这个人看着眼生,不像我们附近这一片的。

“您等会儿。”我转身进屋,跟我娘说了。

我娘从灶房出来,手里还拿着面团,看了看门口的瞎子,喊了一声:“老头子,你往里头来,灶房门口有台阶,你小心着点。”

那瞎子点着竹竿,一步一步地走进院子。他是个老江湖了,走路的速度不快不慢,竹竿点地的声音很有节奏,一下一下的,像钟摆。走到灶房门口,他停了,竹竿收回来贴在身侧,朝着我娘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。

“多谢了,大嫂。”

我娘这个人嘴硬心软,平时跟家里人说话凶巴巴的,但对外人、尤其是可怜人,心软得跟豆腐似的。她看着这瞎老头子穿得破破烂烂的,大冷天出来讨饭,眼眶先红了。

“老头子你等着,我给你盛碗热饭。”我娘转身进了灶房。

那瞎子就站在灶房门口等着,竹竿竖在身前,两只手搭在上面,一动不动。雪花开始飘了,一片两片地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他也不躲。

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,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说可怜吧,是可怜。可他的脸上没有什么可怜的表情,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,像一棵种在院子里很久的树。

我娘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糊出来,还拿了两个刚蒸好的白面馒头。这在当时算厚待了,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,玉米糊糊是主食,白面馒头只有过年才舍得吃。

“老头子,给你,趁热吃。”我娘把碗递给他的时候,又加了一句,“慢点吃,别烫着。”

那瞎子接过去,先凑近了闻了闻,然后笑了。他笑起来的样子跟之前不一样,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,像是想起了什么高兴的事。

“白面馒头,”他说,“大嫂是个善心人。”

他吃东西的速度不快不慢,一口玉米糊,一口馒头,吃得干干净净,一点都没浪费。吃完之后他把碗递还给我娘,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,擦了擦嘴和手。那块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的,虽然旧了,但洗得很干净。

这细节让我觉得他跟别的要饭的不太一样。

我娘接碗的时候看见了那块手帕,眼神闪了一下,但没说什么。

瞎子把竹竿重新拿到身前,点着地,慢慢转身。我以为他要走了,正准备关门,他突然停下了。

“主人家,屋里头有香火味,家里有人过世了?”

我和我娘对视了一眼,心里头都咯噔了一下。

他一个瞎子,什么都看不见,怎么知道屋里头有香火味?我奶奶的灵棚确实还没拆,香火一直没断过,可那气味清淡得很,站在院子里根本闻不到。再说今天下雪,空气又潮又冷,什么味都散不远。

“是,”我娘犹豫了一下,还是说了实话,“我婆母前五天过世的。”

瞎子点了点头,竹竿在地上点了几下,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。我娘看我一眼,意思是“这人啥来路”,我也说不准,就是觉得哪儿不太对劲。

瞎子走了,竹竿点着地,一点一点地往外走。我和我娘站在院子里,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。

“娘,这人挺奇怪。”我说。

“有啥奇怪的?就是个要饭的。”

“可他怎么知道咱家有香火味?”

我娘被我问住了,张了张嘴,没答上来。

我们母女俩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,谁也没说话,然后就各自回屋了。我娘去灶房继续蒸馒头,我回堂屋坐着,点了根烟,脑子里那个问题一直转悠——那瞎子怎么知道家里有人过世?

想了一会儿想不通,我就不想了,觉得可能就是闻到了香火味,没我琢磨的那么玄乎。

可半个小时后,那瞎子又回来了。

第三章: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

院门又被敲响了,还是那个节奏,三下,不轻不重的。

我去开门的时候,那瞎子站在门口,竹竿点在身前,雪花落了他一肩膀。他脸上的表情跟刚才不一样了,少了那种平和的淡然,多了点郑重其事的意思。

“主人家,”他说,“老瞎子刚才忘了一句话,走了半道想起来了,又折回来了。”

“啥话?”我问。

瞎子没直接回答,偏了偏头,像是在听院子里的动静。他听了大概有十秒钟,然后开口了,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,跟钉子钉在木板上似的。

“明天,你们家要多一口棺材。”
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您说啥?”

“明天,你们家要多一口棺材。”他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,一字不差。

我站在门口,嘴巴张着合不上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什么叫“多一口棺材”?我们家刚办完丧事,灵棚还没拆,棺材还在堂屋里停着——不对,堂屋里那是奶奶的棺材不是,奶奶已经下葬了,堂屋里的棺材是空的,但我们这儿规矩是老人过世后的棺材不能马上处理,要等到头七之后才抬走。

“你这人咋说话呢?”我娘听见了,从灶房冲出来,声音都变了,“我们家刚走了一个人,你又说要多一口棺材,你这不是咒我们吗?”

瞎子站在那里,不恼不怒的,脸上也没什么表情,就像他刚才说的是“明天可能会下雨”这种再普通不过的话。

“大嫂,老瞎子不是咒你们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,“老瞎子就是个要饭的,活到这把年纪了,不会说话,也不会说假话。老瞎子闻到的东西,从来不会错。”

“你闻到啥了?”我娘的声音又尖又硬,但我能听出来底下的那股子害怕。

瞎子沉默了。

雪花飘飘悠悠地落下来,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落在他破了洞的棉袄上,落在那根磨得发亮的竹竿上。他就那么沉默着,像是不知道该怎么说,又像是不忍心说。

“明儿个夜里,”他终于开口了,“你们家要死人。”

我娘的脸色刷地白了。

我站在门口,脚底板像是被钉在了地上,动弹不得。要死人?谁要死?我爹今天去了县城,我叔也去了,他们怎么还没回来?不会出什么事了吧?

“你胡说什么?”我的声音比我想的要大,大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,“我们家刚办完丧事,你一个要饭的跑上门来胡说八道,信不信我...”

“大军!”我娘拦住了我,她抓着我的胳膊,手在抖,“大军,你让他说。”

瞎子没有因为我的态度生气,他拄着竹竿,慢慢转了转身,面朝堂屋的方向——虽然他看不见,但他好像能感觉到堂屋在哪里。他侧着头听了一会儿,然后说了一句更让人毛骨悚然的话。

“屋里头那个刚走的老人,她没走干净。”

“没走干净”这四个字,在我们那里的意思就是——死人放不下活人,魂魄还留在家里,不肯走。

我娘的手抖得更厉害了。

我妈是个胆大的人,这大半辈子什么苦都吃过,什么罪都受过,从来不在人前露怯。可此刻她的脸白得跟院子里的雪一样,嘴唇哆嗦着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我也怕。不是怕鬼——我奶奶是我亲奶奶,我有什么怕的?我怕的是这个瞎子说的那些话,怕的是他说“要多一口棺材”,怕的是他说明天家里要死人。这种话搁谁家不害怕?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?”我定了定神,问了一句。

“老瞎子就是个要饭的。”他重复了一遍。

“你要饭的要管人家家里死不死人?”

瞎子沉默了几秒钟,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:“老瞎子要饭要了大半辈子,走的路比你们吃的盐还多。有些东西,你们看得见的人看不见,老瞎子看不见的人反倒能看见。这个家里头,那个刚走的老人还在。她放心不下一个人,就在堂屋的梁上悬着。”

堂屋的梁。

我下意识地抬头朝堂屋的方向看了一眼——那根横梁是松木的,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架的,年头久了,木头都发黑了。奶奶的灵棚就搭在堂屋里,棺材前两天才抬走,那根横梁就在棺材的正上方。

我娘突然松开了我的手,往后退了一步,退到了灶房的门框上,靠着门框,整个人像要瘫下去似的。

“娘!”我赶紧上去扶住她。

我娘的眼眶红了,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不是因为害怕,是因为听懂了一件事。

“大军,”她的声音在发抖,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,“你奶奶走之前跟我说了什么,你还记得吗?”

“记得。她说等不及了。”

“她不是等不及了,”我娘的眼泪掉得更凶了,“她是放心不下你。她走之前最惦记的就是你的婚事,她怕她走了之后没人管你,你一辈子打光棍。她放心不下这个,所以就...就...”

我娘说不下去了。

我站在院子里,雪花落在我的脸上、肩上,冷冰冰的。我看着那瞎子,看着他紧闭的眼窝,看着他花白的头发,看着他手里那根竹竿,心里头像是被人狠狠拧了一下。

“老人家,”我改了称呼,声音有点哑,“那我奶奶她...她啥时候走?”

瞎子摇了摇头:“不是她走不走的事。她在梁上悬着,是因为还有执念。执念不消,她就不走。她一天不走,这个家就不安稳。明天夜里子时,要是她还没走,这个家里就要添一口棺材。”

“添谁的棺材?”我问。

瞎子没说。

他拄着竹竿,慢慢转身,朝院门走去。走到门槛的时候停了一下,用竹竿在门框上敲了三下,声音不大,但一下一下的,敲在我心上。

“主人家,”他最后说了一句,“找个明白人看看吧。别等到明天夜里。”

然后他就走了。这次是真的走了。竹竿点地的声音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终消失在雪幕里。

第四章:家里炸开了锅

我爹和我叔从县城回来的时候,天已经擦黑了。他们买了两袋子年货,几斤猪肉,一斤散装白酒,还有一挂鞭炮。我爹进门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,说今年猪肉比去年便宜了两毛钱。

我娘在灶房门口堵住了他。

“国栋,”我娘叫我爹的大名,“今天下午家里来了个人。”

“啥人?”

“一个瞎子,要饭的。”

我爹把年货放在桌上,看了我娘一眼:“要饭的有啥稀奇的?给口吃的打发走不就行了?”

“你听我说完。”我娘深吸了一口气,把瞎子上门说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她说到“明天你们家要多一口棺材”的时候,我爹的脸色变了,我叔的脸色也变了,我婶子端菜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堂屋里安静得像坟地。

“娘们儿家,别自己吓自己。”我爹干咳了一声,声音有点虚,“一个要饭的,胡说八道的,你也信?”

“他一个瞎子,怎么知道咱家有香火味?怎么知道咱家刚死了人?”我娘的声音又尖了几分,“你倒是给我说说!”

我爹被噎住了。

我叔赵国梁是个急性子,四十二岁的人了,脾气还跟二十岁似的火爆。他把手里的烟头往地上一摔,站起来骂道:“我管他是瞎子还是瘸子?跑到我家门上咒我家死人,这口气我不能咽!我去找他去!”

“你去哪找?”我婶子拽住了他,“人都走了半天了,早不知道走到哪个村了。”

“那也得找!”我叔甩开我婶子的手,“我就不信了,一个要饭的瞎子能跑多快!”

“哥,别找了。”我拦住了他。

我叔看着我:“大军,你也信那瞎子的鬼话?”

我说不清自己信不信。按说这种神神叨叨的话,我一个受过初中教育的人不应该信。可我亲眼看见那瞎子站在院子里,闭着眼睛说出了堂屋里有香火味,说了我奶奶没走干净,说了她在梁上悬着。这些事他不可能提前知道,他就是个路过要饭的,跟我们素不相识。

有些事情,不是你不信就不存在的。

“哥,”我说,“不管那瞎子说的是真是假,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要不...要不咱找个人来看看?”

“找谁?”我叔问。

我爹沉默了,我娘也沉默了。我们村没有那种人——就是神婆、风水先生之类的那种人。以前有个叫赵半仙的老头,据说懂点这个,但前两年死了。最近的得去镇上找,可镇上有没有也不一定。

“我倒知道一个人。”我婶子突然开口了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。

我婶子娘家是隔壁刘家沟的,她说的那个人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,姓孟,人称孟三婆。这个女人六十来岁,一辈子没嫁人,专门给人看阴宅、办白事、驱邪避灾,在那一带很有名。

“她行不行啊?”我叔一脸怀疑。

“行不行的,试试呗。”我婶子说,“瞎子的意思是让咱找个明白人看看,又没说非得找谁。先叫孟三婆来看看,要是她看出啥来了就听她的,要是看不出啥来,那就当那瞎子放了个屁,咱该吃吃该喝喝。”

我爹想了想,点了点头。

我叔连夜骑自行车去了刘家沟。天寒地冻的,路上还有积雪,骑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。孟三婆听说了之后,二话没说就收拾东西跟着来了。

我第一眼看见孟三婆的时候,心里头有点失望。

她跟我想象的那种“高人”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,穿着一身灰布棉袄,头上包着一条黑围巾,脚上蹬着一双棉鞋,手里拎着一个旧帆布包。她的脸圆圆的,看着挺慈祥,像邻家奶奶的那种。

可她一进院子,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

她的步子放慢了,眼睛眯了起来,像是院子里有什么东西让她不舒服。她在院子中间站定,仰起头,闭着眼睛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然后问了一句:“堂屋的梁上是不是挂了什么东西?”

我爹说没有。

“我说的是看不见的东西。”孟三婆睁开眼睛,看了我爹一眼。

我爹不说话了。

孟三婆走进堂屋,在灵棚跟前站了好一会儿。她围着灵棚转了三圈,每一步都很慢,像在丈量什么。然后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三根香,点上,插在香炉里。香烟袅袅地升上去,快到横梁的时候就散了,不像正常的烟那样一直往上飘,而是打着旋,绕着梁转了几圈才慢慢消散。

我看着那些烟,后背一阵一阵地发凉。

孟三婆盯着烟看了很久,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爹和我叔,说了一句让我爹当场腿软的话。

“你们家老太太,就坐在那根横梁上。她不想走。”

第五章:奶奶放不下的心事

我爹的腿软了,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。我叔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,抓着门框的手青筋都爆出来了。我娘和我婶子站在灶房门口,谁也不敢进堂屋。

只有孟三婆还站在灵棚前,神色如常,像见惯了这种事。

“老人家,”孟三婆对着空荡荡的横梁说话,声音不大不小,就跟跟人唠嗑似的,“你儿子儿媳妇都在呢,你有什么放不下的,你跟我说,我替你转达。”

堂屋里安静得很,只有香火味在空气里飘荡。那三根香烧得很快,快得不正常,一眨眼就烧了小半截。

孟三婆点了点头,像是听懂了什么。她转过身看着我:“这个小伙子是你孙子?”

香火猛地旺了一下。

“大军,你过来。”孟三婆朝我招手。

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,但还是走了过去。站在灵棚前,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根横梁,什么都看不见,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那里,在看着我。

“跪下。”

我跪下了。灵棚前铺着稻草,膝盖硌得生疼。

“叫奶奶。”

“奶奶。”我的声音有点抖。

香火又旺了一下,烟打着旋往上升,在横梁下面盘旋了好一阵才散开。孟三婆盯着烟看了好一会儿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太太放不下的,是你。”孟三婆看着我说。

“我?”

“老太太最疼的就是你这个孙子。”孟三婆的语气很平,像是在陈述一件事实,“她走的时候,最不放心的也是你。你还没成家,她觉得她走了之后没人张罗你的婚事,你一辈子打光棍,她在底下不安心。所以她不肯走,她要守着你,直到你娶上媳妇。”

堂屋里一片沉默。

我跪在稻草上,膝盖硌得疼,但比不上心里的疼。我奶奶是疼我,从小到大最疼的就是我。家里的鸡蛋,她舍不得吃,偷偷藏起来留给我。逢年过节亲戚送的点心,她包在手帕里放枕头底下,等我去看她的时候塞给我。我考上初中的时候她高兴得哭了一场,说“我们家总算出了个有文化的人”。后来我初中毕业没再念了,她又哭了一场,说“要是家里条件好一点,大军也能念高中、考大学”。

她最惦记的就是我的事。临走了,惦记的还是我。

“老人家,”孟三婆又对着横梁说话了,“你这大孙子长得不赖,人又老实,还愁找不到媳妇?你该走就走,别守着了,你守在这儿,他反而安不下心来过日子。你走到那边去保佑他,比守在这儿强。”

香火猛地暗了一下,然后又亮了起来。

孟三婆摇了摇头,又叹了口气:“她还是不肯走。”

“为啥?”我爹急了,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“我娘最听话了,她咋就不听劝呢?”

孟三婆看了我爹一眼:“你娘这一辈子,你见过她听谁的话?”

我爹哑了。

是啊,我奶奶这个人,看着温柔和善,骨子里倔得跟石头似的。她要是拿定了主意,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她守寡四十三年不肯改嫁,村里多少人劝过她都没用。她要是认定了要守着我直到我娶媳妇,谁也劝不动她。

“那咋办?”我叔急了,“她老人家不能一直在梁上挂着吧?”

孟三婆走到堂屋门口,站在门槛上,看着院子里黑沉沉的天。雪已经停了,月亮从云层后面露了出来,把院里的雪地照得亮堂堂的。

“有一个办法。”孟三婆转过身来,“但这个办法,你们家不一定能办到。”

“啥办法?您说。”我爹连忙问。

“找个姑娘,在她灵前拜堂,让她亲眼看着自己的孙子成了家。她心安了,自然就走了。”

堂屋里又沉默了。

找个姑娘。在灵前拜堂。这听着像是故事里的事,可孟三婆的表情告诉我,她说的是认真的。

“这...这哪去找啊?”我娘急了,“谁家姑娘愿意跟一个死人拜堂?这传出去好听不好听的先不说,人家姑娘的名声还要不要了?”

孟三婆看了我娘一眼:“我没说非要真拜堂。找个姑娘,在老太太灵前磕个头,叫一声‘奶奶’,让她听个响就行了。老太太要的不是真孙媳妇,她要的是一个承诺——她走了之后,有人替她张罗这事儿,她孙子不会一辈子打光棍。”

我爹我叔互相看了一眼,又看着我,又看着孟三婆。

“上哪找这个姑娘?”我爹问。

孟三婆没回答,她走到灵棚前,把那三根快烧完的香拔了出来,又重新插了三根新的。点上之后,她盯着烟看了好一会儿,然后突然笑了一下。

“有意思。”

“咋了?”我娘紧张地问。

孟三婆指着那缕烟——这一次,烟没有往横梁上飘,而是笔直地往上升,穿过横梁,消散在屋顶。她指着横梁的方向,说了一句话让我全家人都愣住了。

“老太太给我指明了。这个姑娘,姓刘。”

第六章:刘桂兰

刘家沟姓刘的人家很多,但和我们家有来往的没几个。孟三婆说的“姓刘”的姑娘,是哪一家、哪一个,她没明说,只说“老太太指的路,得老太太来定”。

第二天就是腊月十八,也就是瞎子说的“明天”。按照他的说法,今天晚上子时之前如果奶奶还没走,家里就要多一口棺材。

白天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,全家人都像踩在薄冰上,谁也不敢多说话,谁也不敢乱动。我爹坐立不安,一会儿去堂屋看看,一会儿去院子转转,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。我叔也没好到哪去,一上午抽了半条烟,把屋子抽得跟仙境似的。

我娘和我婶子在灶房里忙活,但谁的心思都不在做饭上。灶台上的锅烧干了两次,我婶子手被烫了个泡,哎哟了好半天。

我坐在自己的屋里,脑子里乱糟糟的。

我在想那个瞎子的脸。那双深陷的眼窝,那片黏在一起的薄薄的眼皮,他说“明天你们家要多一口棺材”的时候,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坏事。他到底是信口胡说的,还是真的看见了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?

孟三婆说奶奶在横梁上,说奶奶不肯走。那两个对我奶奶素不相识的人,说出来的话却对得上。这不能是巧合。

那今天夜里,到底会不会出事?

下午两点多,院门被人敲响了。

这一次敲门的节奏跟瞎子不一样,是噼里啪啦一顿乱拍,像有什么急事。我去开门的时候,门口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。

她二十一二岁的样子,中等个子,扎着一条大辫子,皮肤有点黑,但五官挺好看,尤其是那双眼睛,又大又亮。穿着一件碎花棉袄,蓝底白花的,洗得发白了,但干干净净的。脚上穿着一双黑布棉鞋,鞋面上沾了些雪和泥。

“请问这是赵国栋家吗?”她的声音不大不小,带点怯生生的意思。

“是,你是?”

“我叫刘桂兰,刘家沟的。”她说,“孟三婆让我来的。”

刘桂兰。姓刘。

我的心跳了一下。

孟三婆说过,奶奶指的路是“姓刘的姑娘”。难道就是眼前这个?

我把她让进了院子。我娘从灶房里出来,看见刘桂兰的时候上下打量了一番,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惊讶,又从惊讶变成了某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微妙神情。

“你是刘家沟的?”我娘问。

“嗯,俺爹叫刘德厚。”

“刘德厚?”我娘的声音拔高了半度,“你是刘德厚的闺女?”

刘桂兰点了点头,脸微微红了一下。

我娘转头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复杂得很,有惊讶,有慌,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。

“娘,咋了?”我问。

我娘没理我,拉着刘桂兰进了堂屋。我跟在后面,心里头那个疑团越来越大。

堂屋里,灵棚还在,香火还在,那根横梁还在。刘桂兰一进堂屋,脸上的表情就变了,不是害怕,是那种“终于到了”的释然。她走到灵棚前,规规矩矩地跪下,磕了三个头。

“奶奶,”她对着遗像说,“我叫刘桂兰,是孟三婆让我来给您磕头的。”

香火猛地旺了一下。

刘桂兰起身之后,我娘拉着她进了里屋,把门关上了。我在堂屋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,心里头七上八下的。

大概过了一刻钟,里屋的门开了。我娘先出来,眼眶红红的,像是哭过。刘桂兰跟在后面,低着头,脸红到了耳朵根。

“娘,到底咋回事?”我实在忍不住了。

我娘看着我,嘴唇哆嗦了好几下,最后说出来一句话让我当场愣住了:“大军,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定的那门娃娃亲不?”

娃娃亲?

我脑子转了一下,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

我小时候确实定过一门娃娃亲。那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,跟我一个老战友定的。那个老战友姓刘,是我们隔壁刘家沟的,据说当年在部队跟我爷爷出生入死,感情好得跟亲兄弟似的。两家的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在肚子里定了亲——如果一家生男一家生女,就结亲家。

后来我爷爷生了儿子,就是现在的我爹。那个刘家生了女儿。这门亲就算是定下了。

可我爹长大之后,那个刘家的女儿嫁到了外县,这门亲事就黄了。我从来没当回事,觉得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,跟我没关系。

“娘,那门亲不是黄了吗?”我说。

“黄了的是你爹那门。”我娘说,“你爷爷跟刘家老爷子定的不是一辈儿的亲。你爷爷的意思是,两家要世世代代做亲家。当年你爹那一辈黄了,刘家老爷子觉得对不住你爷爷,就说下一辈接着定。”

下一辈。那就是我。

“你小时候,刘家老爷子还抱过你,说这娃长大了给我当孙女婿。”我娘的声音越来越小,“后来刘家老爷子过世了,这事儿就没人提了。可你要是细算起来,你跟刘德厚的闺女,是有婚约的。”

我转头看着刘桂兰。

她就站在那儿,低着头,脸红红的,两只手绞在一起。她的侧脸线条很好看,鼻梁高高的,睫毛很长,微微翘着。她似乎感觉到了我在看她,头低得更低了。

我心里头翻江倒海的。

这姑娘就是跟我有婚约的那个?我怎么从来不知道?刘德厚我倒是听说过,刘家沟的老实人,种地的,家里条件应该跟我们差不多。他闺女叫刘桂兰,这个名字我今天第一次听见。

“桂兰这孩子,”我娘的声音有点哽咽,“她妈走得早,她爹一个人拉扯她长大。孟三婆跟她爹是亲戚,昨天去她家说了咱家的情况,桂兰这丫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”

答应了。答应什么?答应在奶奶灵前假扮我的媳妇,哄奶奶安心走?

不,看这阵仗,不像假的。

“娘,你们到底商量啥了?”我问。

我娘深吸了一口气:“桂兰答应,跟你拜堂。”

第七章:拜堂

拜堂?真拜堂?

我脑子彻底乱了。

我跟我娘说,这不行,这姑娘跟我素不相识,连面都没见过几回,怎么就拜堂了?再说了,人家姑娘的名声要不要了?这事儿传出去,她以后还怎么嫁人?

我娘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里有心疼,也有无奈:“大军,你当是你娘的主意?这是孟三婆说的。她说你奶奶要的是一个‘成家’的名分,看到了才能安心。假扮的骗不了她,老太太精明了八辈子,你骗不了她。”

“那就真拜堂?我跟她又不熟!”

“不熟可以慢慢熟。”一个声音从旁边冒出来,把我吓了一跳。

说这话的居然是刘桂兰。她抬起头来看着我,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坚定。不是女孩子家那种羞答答的坚定,是那种已经把一切都想清楚了、做好了决定的坚定。

“赵大军,”她连名带姓地叫我,声音不大,但清清楚楚的,“我爹跟我说了你家的情况,我自己也想了。这门亲事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定的,要是他不在了就不作数了,那叫不守信用。我刘桂兰虽然是个农村姑娘,但守信用这三个字怎么写,我还是知道的。”

我被她这番话镇住了。

“再说了,”她的声音小了下去,脸又红了,“我又不是没见过你。去年镇上赶集,你跟几个小伙子在供销社门口说话,我...我就在旁边,你大概没看见我。”

我确实没看见她。赶集那天人挤人,我哪有工夫注意谁是谁。

“你觉得...你觉得我还行吧?”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,耳朵根子红得能滴血,但她的眼睛始终看着我的脸,没有躲开。

我看着这个姑娘,看着她被风吹得有些粗糙的脸颊,看着她在冬天里冻得发红的鼻尖,看着她穿的这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,看着她脚上那双沾了雪和泥的布棉鞋。

她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惊艳的姑娘,但她站在那儿,有一种让人觉得很踏实的东西。像我们家后山那块地,不太肥,但年年都能种出庄稼来。

“你...你挺好的。”我说。我的声音有点磕巴,脸也开始发烫了。

刘桂兰笑了,笑得露出了两颗小虎牙,挺好看的。

拜堂定在当天傍晚。

孟三婆主持,礼数很简单,但每一步都认认真真、毫不含糊。没有花轿,没有唢呐,没有宾客,只有我、刘桂兰、孟三婆、我爹我娘、我叔我婶。

刘桂兰换了一身衣裳——一件大红色的棉袄,是她从家里带来的,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包袱里。她说这件棉袄是她妈活着的时候做的,她妈走的那年她才八岁,棉袄做大了好几号,她一直留着没舍得穿,就是留着结婚的时候穿的。

她穿上那件红棉袄的时候,整个人像换了个人似的。

红棉袄衬得她的脸红扑扑的,眼睛亮晶晶的,大辫子上系了一根红头绳,站在灵棚前面,像一株开在雪地里的红梅花。

我换了一身新衣裳——我娘前两天去县城给我买的,藏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,这是我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的衣裳。衣裳有点大,但穿上之后人确实精神了不少。

我们在奶奶的灵棚前站定,孟三婆在香炉里上了三炷香,香烟袅袅地升上去。

孟三婆说:“一拜天地。”

我和刘桂兰转过身,对着堂屋门口的天拜了一拜。

“二拜高堂。”

我们转过身,对着我爹我娘拜了一拜。我娘哭得稀里哗啦的,我爹红了眼眶,假装看别处。

“三拜——老人。”

这不是平时拜堂的“夫妻对拜”,是孟三婆特意改的。我们转过身,对着奶奶的灵棚深深鞠了一躬。

香烟顺着灵棚往上飘,笔直的,没有打旋,没有乱飘,就那么直直地升上去,穿过横梁,消散在屋顶。孟三婆盯着那缕烟看了好一会儿,长长地呼出一口气,说了一句让我全家人都放下了心的话:“老太太走了。”

“走了?”我爹不敢相信。

“走了。”孟三婆肯定地说,“她看见孙子拜了堂,心安了,顺着烟走了。”

堂屋里安静了几秒钟,然后我娘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嘴里念叨着“娘您走好,娘您放心”。我婶子也跟着哭,我叔也抹眼泪。

我爹走到灵棚前,扑通一声跪下,磕了三个头,一声没吭,但肩膀抖得跟筛糠似的。

我在灵棚前站着,看着奶奶的遗像,看着照片上那张慈祥的笑脸,鼻子一酸,眼泪也下来了。刘桂兰站在我旁边,递给我一块手帕,我接过来擦了擦眼睛,手帕上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味。

“奶奶,”我对着遗像说,声音有点哑,“您放心走吧。您孙子有人管了。”

香火明亮了一下,然后渐渐暗了下去。

孟三婆在堂屋里坐了半个小时,确认奶奶真的走了之后,才收拾东西准备回去。临走之前她把我拉到一边,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:“大军,今晚上你俩不能圆房。”

我的脸唰地红了:“您...您说啥呢?”

“老太太刚走,头七还没过,家里不能办喜事。”孟三婆的表情很严肃,不是在开玩笑,“今晚上你们是假拜堂,哄老太太走的。真办事要等到头七之后,最好是过了年,找个好日子再说。这事儿你得听我的,不然对两个娃都不好。”

我点头如捣蒜。

孟三婆又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里有慈爱,也有一点点的戏谑:“你这媳妇不错,人实在,屁股大好生养,你奶奶眼光好。”

我的脸更红了。

第八章:一碗糊涂面

孟三婆走了之后,我娘和我婶子在灶房里忙活了一顿像样的晚饭。虽然刚办完丧事不能大鱼大肉,但我娘手艺好,炒了几个素菜,炖了一锅白菜豆腐粉条,蒸了一锅白面馒头,闻着就香。

这顿饭是给我和刘桂兰办的“认亲饭”。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,新媳妇过门第一顿饭要在婆家吃,认了门、认了人,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

刘桂兰坐在我旁边,低着头吃饭,不怎么说话。我爹我娘也不怎么说话,就是不停地给她夹菜。她碗里的菜堆得像小山一样高,她小声说了好几回“够了够了”,可我娘还是不停地往她碗里夹。

最后是我叔看不下去,说了句“嫂子你别夹了,再夹碗都装不下了”,我娘才停手。

吃完饭,我娘把刘桂兰安排在我屋隔壁的那间房里——那是我奶奶以前住的屋子,奶奶走了之后就空着了。屋子不大,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,炕烧得热热的,被褥是新换的。

我娘把门关上,拉着刘桂兰的手在炕沿上坐下,说了好一会儿话。我听不太清说了什么,只隐约听见我娘说什么“你要是觉得委屈”之类的话,刘桂兰的声音小,听不清。

晚上九点多,我在院子里抽了根烟,刘桂兰从屋里出来了,端着一碗面条。

“还没吃晚饭?”我问。

“吃了,”她把碗递给我,“给你做的。我看你晚上没吃多少。”

我确实没吃多少。心里有事,吃不下。

我接过碗,低头看了看。是一碗糊涂面,就是那种把面条煮得软烂、加了白菜丝和鸡蛋花的汤面,上面还撒了一把葱花和几滴香油。面条煮得恰到好处,软而不烂,汤很清,上面飘着油花。

“我...我就随便做的,不知道好不好吃。”刘桂兰站在我面前,两只手搓着衣角,动作跟她白天那股子果断劲儿完全不一样。这会儿的她像个小姑娘,自在。

我喝了一口汤,愣住了。

这味道...怎么这么熟悉?

我又喝了一口,又吃了一口面条,那个熟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好像很久很久以前,我吃过一模一样的糊涂面。

“怎么样?”刘桂兰眼巴巴地看着我。

“好吃。”我说,“这个味道...我好像在哪吃过。”

刘桂兰没接话,但她笑了一下,那个笑容里有一点点得意的意思。

“大军哥,”她叫我,这一声“哥”叫得很自然,好像已经叫了很多年似的,“你还记不记得,你小时候来刘家沟玩,在一个小河边摔了一跤,磕破了膝盖,有个小姑娘给你擦了血,还给你端了一碗糊涂面?”

我的脑子像被人按下了回放键。

那大概是十五年前的事了。我七岁那年,跟我爹去刘家沟走亲戚——那时候刘家老爷子的老伴还在世,跟我爷爷有旧。我在河边玩的时候摔了一跤,膝盖磕在石头上,破了皮,血直流。我疼得哇哇哭,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跑过来,用手帕给我擦了血,又回家端了一碗糊涂面给我吃。

那碗糊涂面的味道,我一直记得。长大后我吃过无数次糊涂面,没有一次是那个味道。那个味道不是多好吃,是让人安心,像有人在耳边说“没事了,别怕”。

“那个小姑娘...是你?”我的声音都有点变了。

刘桂兰点了点头,笑得露出了虎牙:“那是我亲妈做的糊涂面。我妈说那天你吃了一碗还要一碗,连吃了三碗,把你爹都吓了一跳。”

我看着她,看着站在月光下的这个姑娘,心里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

十五年前的事情,她记得比我清楚。她记得我摔跤的地方,记得我磕破了膝盖,记得她用哪块手帕给我擦的血,记得我吃了三碗糊涂面。而我呢?我只记得有这么一件事,记得那个味道,但那个小姑娘长什么样,叫什么名字,我早就忘了。

“你...你怎么不早说?”我问。

“你又没问。”刘桂兰笑嘻嘻的。

我端着那碗糊涂面,站在月光下,雪花又开始飘了,一片两片地落在碗里,落在面条上,落在汤里,化了,跟面汤混在一起,尝不出什么味道。

我把那碗面吃得干干净净的,连汤都没剩。

第九章:夜半惊醒

腊月十八,夜。

子时。

按照瞎子的说法,如果奶奶没走,这个时候家里就该出事了。我躺在炕上,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耳朵竖得跟兔子似的,听着院子里每一丝动静——风声、雪声、远处狗叫声,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隔壁屋里传来轻微的呼吸声,是刘桂兰在睡觉。她这个人睡觉很安稳,不打呼噜不磨牙,安安静静的,像只猫。

我娘在堂屋里守夜。奶奶头七还没过,堂屋的香火不能断,我娘和我婶子轮流守着。今晚是头一夜我娘守,她在灵棚旁边搭了个小铺,铺了床被子,半躺着,说是守香火,其实也是为了看着那根横梁。

虽然孟三婆说奶奶已经走了,可我娘还是不放心。

时间一点一点地过,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——十一点四十五。

还有十五分钟到子时。

心跳快得像打鼓。

十一点五十。

十一点五十五。

十一点五十八。

十一点五十九。

十二点整。

什么都没发生。

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,整个人像一摊泥一样瘫在了炕上。没事,什么事都没有。瞎子的话不准,孟三婆说得对,奶奶已经走了,家里不会添棺材,没有人会死。

我翻了个身,准备睡觉。

就在这时,我听见了一声响动。

不是风声,不是雪声,不是远处的狗叫。是从堂屋传过来的声音,闷闷的,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掉了下来,砸在了地上。

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。

我从炕上跳下来,连鞋都没穿,赤着脚跑出了屋。堂屋的门虚掩着,我推门进去的时候,看见我娘瘫坐在地上,脸色惨白,嘴唇哆嗦着,手指着横梁的方向,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。

横梁上什么都没有。

不对,不是“什么都没有”——是原本挂在横梁上的那面镜子,奶奶生前挂在床头的那个小圆镜子,掉在了地上,摔得粉碎。

那面镜子奶奶挂了几十年,据说是她的陪嫁。她瘫痪之后我娘把镜子从她床头摘下来,挂在堂屋的横梁上,说来也奇怪,挂了好几年都没掉过。

就在子时整,它掉了。

我蹲下去看那面摔碎的镜子,碎片四散,最大的那块才有拇指肚大。我盯着那些碎片看了几秒钟,突然发现了一个让我汗毛倒竖的事情——

那些碎片,在煤油灯的映照下,排成了一个形状。

那个形状,像一口棺材。

第十章:真正的棺材

那面镜子的碎片,第二天早上被我爹扫起来扔了。他嘴上说“镜子挂久了绳子断了,有啥大惊小怪的”,但我看见他扫地的时候手一直在抖。

他嘴上说不信,心里也怕。

白天的日子还算正常。刘桂兰帮着干了一天的活儿——劈柴、喂猪、扫院子,什么都干,不挑不捡,手脚麻利得很。我娘越看越喜欢,拉着她的手一口一个“桂兰”地叫,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。

下午四点多,天刚擦黑,院门被敲响了。

这一次敲门的人不是瞎子,也不是刘桂兰,是我爹的工友,采石场的老赵。

老赵的脸色很难看,进门的时候还喘着粗气,像是跑了很远的路。他一看见我爹,二话没说先拍了一下大腿:“国栋,石场出事了!”

我爹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。

“啥事?”

“塌方。”老赵的声音都变了调,“下午三点多,二号采区塌了,埋在里头四个,救出来两个,还有一个...还有一个找不着了。”

“那个找不着的,是谁?”我爹的声音在抖。

老赵看着我爹,嘴巴张了又合,合了又张,最后一咬牙说出来了:“是你弟,国梁。”

你弟,国梁。

我叔。

赵国梁。

我爹的身体晃了一下,差点没站住。我赶紧过去扶住他,他的胳膊冰凉冰凉的,整个人像失去了所有的力气。

“国梁他...他去石场干啥?”我爹的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,“采石场不是早就...早就让他别去了吗?”

老赵说国梁今天去石场是替班的。他一个工友家里有事,让他顶一天班,一天给三十块钱。国梁想着快过年了,家里用钱的地方多,就去了。

三十块钱。

我叔是为了三十块钱,去了采石场,替别人顶班,然后被埋在了塌方的石头底下。

“人呢?现在人呢?”我爹抓着老赵的胳膊,指甲都掐进了老赵的棉袄里。

“还在挖。”老赵说,“塌方的地方石头太大,人力挖不动,已经去叫推土机了。镇上领导都来了,说无论如何要把人找出来。”

我爹松开老赵的胳膊,转身就往院门走。

“爹,你干啥去?”

“我去石场!我去找你叔!”

“爹你等一下,等我穿上衣裳,我跟你一起去!”

我爹不听,推开门就往外跑,跑了两步绊了一跤,摔在雪地里,爬起来继续跑。我娘在后面喊他,他不回头。

我穿上棉袄追出去的时候,我爹已经跑出去半里地了。

那天晚上的雪下得特别大。

我和我爹在雪地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采石场。我的鞋湿透了,脚冻得没了知觉,但我感觉不到冷。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我叔不能有事,他要是出事了,我婶子怎么办,我堂弟堂妹怎么办,我们这个家怎么办。

到了采石场的时候,推土机已经开进去了,十几个人围着塌方的地方在挖。手电筒的光在雪地里晃来晃去,照得人眼睛都花了。

我婶子比我爹还先到。她是骑自行车来的,半道上摔了一跤,脸上擦破了一大块皮,血糊了一脸,她也不管不顾,跪在塌方的石头堆前面,哭得撕心裂肺。

“国梁!国梁你答应我一声啊!”她一遍一遍地喊,声音都喊劈了,像破了的风箱。

我爹站在她旁边,一句话都没说,就那么站着,像一根钉在雪地里的木桩。

晚上十点多钟,人挖出来了。

我叔被一块大石头压着,挖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,腿上的骨头从裤腿里戳了出来,白森森的,我婶子看了一眼就晕了过去。

他还活着。

他居然还活着。

医生说他的命真大,塌方的石头砸下来的时候,他刚好在一个夹角的位置,石头没直接砸到头和胸口,只砸断了左腿和几根肋骨。内出血很严重,但好在他身体底子好,撑到了被挖出来。

救护车把他拉到了县医院,我和我爹也跟了去。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,出来之后医生说命保住了,但左腿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,要看恢复情况。

在手术室门口,我爹靠着墙蹲了下去,五十二岁的大男人,抱着头哭得跟小孩似的。

“军儿,”他哭着说,“你奶奶...你奶奶替了你叔啊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你奶奶不走,是因为放心不下你,可你叔也是她儿子啊。她走之前,肯定看见了你叔今天要出事儿,所以她不肯走,她守在横梁上,守到子时,等到你叔出事了她才走的。那面镜子掉下来的时候,就是她走的那个时候。”

我爹的话让我后背一阵阵地发凉,又一阵阵地发烫。

那面镜子,在子时整掉了下来,摔碎成了棺材的形状。那不是我奶奶在吓我们,那是我奶奶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——你叔出事了,但命保住了。

她要是不在横梁上守着,我叔可能连命都没有。

老瞎子说的“多一口棺材”,不是要多死一个人,而是要多一个人进医院、躺棺材一样的病床。对他来说,床头和棺材头,没什么区别。

这个谜底,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真正想明白的。

第十一章:一碗糊涂面的后半生

我叔在医院住了三个月。

左腿保住了,但落下了残疾,走路一瘸一拐的,干不了重活。不过他人活着,这个家就还在。我婶子说,腿瘸了怕啥,人活着比什么都强。我叔听了这话,哭了一场,从那以后对婶子比以前好了一百倍。

我奶奶的头七、三七、五七、七七,一个都没落下。每次上坟的时候,我爹都烧特别多的纸钱,一边烧一边念叨:“娘,您在那边别舍不得花,该吃吃该喝喝,家里的事您别操心了,大军有媳妇了,国梁也捡了条命,您该歇歇了。”

刘桂兰跟我拜了堂之后就没走。她在我们家住了下来,帮忙干家务、照顾我叔、伺候我娘,什么都干,从来没叫过一声苦。我们俩后来真处出了感情,过年之后选了个好日子,办了酒席,正式结了婚。

新婚那天晚上,所有人都走了之后,刘桂兰坐在炕沿上,低着头,又是那副怯生生的模样。

我走到她跟前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。

她抬头一看,是一副银耳环。不是我娘的,是我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,在镇上供销社买的。不贵,银子的,花了十五块钱,但在那时候也算是一份心意了。

“给你戴上。”我笨手笨脚地给她戴上耳环,手指碰到她耳朵的时候,她的耳朵滚烫滚烫的。

“大军哥,”她叫了我一声。

“嗯。”

“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”

“啥事?”

“那天晚上我给你端糊涂面,不是随便做的。”

“那是咋做的?”

她的脸红红的,在煤油灯下像一朵盛开的桃花:“那碗糊涂面的做法,是我妈教我的。我妈说当年你吃了三碗,说刘家沟的糊涂面是天底下最好吃的。我就想...我就想让你再尝尝那个味道。”

我看着她,看着耳朵上戴着银耳环、穿着一身红衣裳、坐在炕沿上笑嘻嘻看我的刘桂兰,鼻子一酸,眼眶就红了。

“好吃吗?”她问。

“好吃。”我说。

“比当年还好吃?”

“当年你是八岁,糊涂面是你妈做的。今年你二十二,糊涂面是你做的。你妈做的好吃,你做的也好吃。”

“那到底哪个更好吃?”

我想了想,认真地说:“都是糊涂面,但不一样。你妈做的那碗,吃完想回家。你做的那碗,吃完不想走了。”

刘桂兰愣了一下,然后笑得前仰后合的,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她靠在炕上,拿被子捂住脸,在被子里闷闷地说了一句:“林建国,你这个人嘴真甜。”

“我叫赵大军。”我说。

她掀开被子,露出两只哭红的眼睛:“对,赵大军。我把你名字跟你上个辈子搞混了。”

“啥上辈子?”

“没什么,做梦梦见的一个故事。”

现在,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我和刘桂兰生了一儿一女,闺女在省城念大学,儿子在县城读高中。我爹七年前走了,走的时候很安详,没啥大病,就是老死的。我娘还在,今年七十六了,身体还算硬朗,就是耳朵有点背,跟她说话得扯着嗓子喊。

我叔在那次事故之后没再去采石场,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,日子过得还行。我婶子一直伺候他,老两口拌嘴归拌嘴,但感情好得很。

刘桂兰那个碎花棉袄早就穿不下了,压在箱底舍不得扔。那副银耳环她还戴着,戴了二十多年,银子都发黑了,我说给她换副金的,她不肯,说这副戴着舒服。

每年腊月十八,我都要在奶奶的灵位前上一炷香,烧点纸钱。

纸钱在火盆里烧成灰,被风吹起来,在堂屋里打着旋。

我看着那些灰烬,想着那个冬天的故事,想着那个瞎子,想着孟三婆,想着那面摔成棺材形状的镜子,想着那碗糊涂面,想着我奶奶坐在横梁上不肯走的那个执念。

有一年腊月十八,我喝了几杯酒,在奶奶灵前跪着,嘴里嘟囔了一句:“奶奶,那年您要是不在横梁上守着,我叔可能就...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?”

纸钱烧成的灰突然旋了一下,像是有谁在回答我。

刘桂兰在旁边说:“又喝多了。”

我说我没喝多,我清醒得很。

她说喝多的人都这么说。

我笑了笑,没再争。

有些事情,信不信的,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人还在,家还在,日子还在往下过。奶奶当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,现在她该放心了。我有媳妇,有娃,有房子,有奔头。

那碗糊涂面,我后来吃过无数次,都不是那个味道。

只有刘桂兰做的,是。

(全文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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